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OP15）第一阶段会议正式落下帷幕。收到57个缔约方400多条意见，《昆明宣言》于会议期间正式通过。在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执行秘书伊丽莎白·穆雷玛看来，《昆明宣言》进一步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将为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积蓄政治动能，显示了推动形成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雄心和动力。

　　“一纸雄心勃勃的草案，只有在各国政府及各级公共和私营部门等所有社会成员的行动下才有意义。”在COP15第一阶段会议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生态司司长苏珊·加德表示，“我们正处于一场归零（零生物多样性、零弹性、零可持续性）的竞赛之中。当前，我们应努力让上述归零竞赛变成有益的‘归零竞赛’（零排放、零浪费、对生物多样性零负面影响）。”

　　从名古屋到昆明：在雄心与务实中找寻平衡

　　11年前，日本名古屋，全球第一个以10年为期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目标《爱知目标》诞生。在这次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10次会议上，还通过了《名古屋议定书》和《2011-2020年生物多样性战略计划》。

　　2019年底，第五版《全球生物多样性展望》指出，在全球层面，《爱知目标》提出的20个目标没有一个完全实现， 仅有6个部分实现。 60个具体要素中， 只有7个实现， 38个有进展。《爱知目标》的“成绩单”远低于预期。

　　刚果共和国与会代表告诉记者：“当前非洲区域正面临着生物多样性损失，气候变化和其他环境挑战。人类正处在一个十字路口，我们应当了解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紧迫性，未来10年定下的目标需要提振各国的雄心。”

　　《生物多样性公约》秘书处副执行秘书大卫·库伯表示，“尽管当前的形势非常紧迫。但仍应从过去的失败中吸取教训。在推进生物多样性保护方面，需要精心设计的战略目标和具体目标，也需要有整体的规划和执行方法，从而提升目标的可行性。”

　　因此，如何在雄心与务实之间实现平衡，已经成为下一轮磋商谈判的各方关切。

　　10月13日，《昆明宣言——生态文明：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正式通过。《昆明宣言》由中方起草，本着开放、透明、包容的态度，各缔约方积极贡献智慧，提出了许多建设性意见和建议，使宣言内容更加充实和完善，体现了各国共同采取行动，遏制和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的强烈意愿。

　　值得注意的是，最终版文本努力在雄心和务实中找到最优的平衡点，这在内容中得到充分体现。针对以往的生物多样性保护经验与现状，宣言的第二部分提出了17点具体承诺。同时，明年第二阶段会议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谈判也会将这些承诺纳入考虑之中。

　　根据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OP15）主席黄润秋公布的信息来看，在两轮的意见征询过程中，共收到57个缔约方400多条意见，并有49个国家的各类机构参与到宣言的修改之中。这个过程既体现了主席国对于国际社会共同广泛参与的议事规则的尊重，更体现了中国为最终可以达成目标与共识做出的政治协调与努力。

　　此外，文本中多次出现“有效性”“实施”相关的词汇，体现出国际社会对于在下一个10年加强行动落实的共识。

　　中国生态环境部副部长赵英民在高级别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昆明宣言》和东道国举措等系列成果，进一步推动制定并实施兼具雄心、务实和平衡的“2020年后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强化公平合理，各尽所能，合作共赢的全球生物多样性治理体系。

　　从政府部门职能到更多群体参与：让政府主张成为更多人的自觉行动

　　《昆明宣言》将10年内恢复生物多样性作为重中之重，第二部分的第一条承诺就提出，要制定和执行一个有效的框架，确保至迟到2030年生物多样性走上恢复之路，迈向全面实现“与自然和谐相处”的2050年愿景，体现出十分强大的政治决心。

　　但实际上看，《昆明宣言》旨在促进政治意愿与共识，并没有法律约束力。因此，总结上一个10年经验，如何让看似政府部门的“一家之责”扩大为更多群体参与，如何让《昆明宣言》渗透到社会生产生活的更多领域和环节，让生物多样性保护更加主流化，也是本次大会重点讨论的内容之一。

　　卢布尔雅那大学植物园主任约热·巴夫康表示，“《昆明宣言》的通过有利于保护生物多样性，各国政府需要在发展经济和保护自然之间作出平衡选择，在专注于快速发展经济的同时，仍需兼顾生物多样性保护，人类需要与自然环境和谐共处。”

　　穆雷玛认为，《昆明宣言》强调了包括各缔约国、利益攸关方、原住民和当地社区等在内的全方位参与，是一个非常积极的宣言。

　　会上，来自昆山杜克大学环境研究中心的代表李彬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昆明宣言》也提出了全社会参与，包括少数族群，女性和青年等群体。“在过去，我们可能没有调动起这一部分人群的力量。同时，还有土著居民和当地社区，如何把他们的传统知识和意愿给调动起来，可能是未来我们达成2030年目标以及最后2050年愿景非常重要的一步。”

　　1300年前，一些中国古代少数民族的传统经济活动彰显出当地人尊重自然和爱护自然的内核，比如崇拜大自然的哈尼族人。

　　他们依山顺势，开垦出了宛如天梯的层层哈尼梯田。他们修渠灌田，沿渠以“木刻分水”制度保持了梯田用水的公平和谐，沿梯田而下的生命之水，在河流中又形成水蒸气进入大气变成降雨。“在哈尼族部落，人类活动不仅没有破坏自然的循环，反而形成了森林、村寨、梯田、水系四度同构的人与自然高度协调的生态文明奇迹。”在大会开幕式上，哈尼族代表石小悦这样说道。如今，下一个十年从云南启程，这是美好的征兆。中国的生态文明思想正引领更多发展中国家、更多地方社区、更多群体续写更加可持续的未来。

　　从气候变化到生物多样性：实现国际公约与可持续发展机制间的联动

　　《昆明宣言》除了旨在做好顶层设计及配套保障措施外，文本的字里行间也多次提到在国内政策、全球法律框架、资金方面加强行动以保护生物多样性，包括强调利益攸关方的参与，鼓励相关部门和利益攸关方做出贡献，促进与其他国际环境公约和可持续发展制度的协同增效。

　　谈及国际环境公约，气候变化领域往往能吸引更多目光。那么生物多样性谈判和气候变化谈判都在联合国的多边机制下展开，有何不同？

　　北京大学自然保护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吕植表示，两者要面对的核心问题相似，都需要从经济方面，从发展的方向和路径作出转型。但谈判的具体情况可能有所不同。在气候变化问题上，大体分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两大阵营，尽管又细分为欧盟、伞形集团、77国集团+中国、小岛国、最不发达国家等，但主要排放国，比如中美的减排责任明确，格局大致就定了，一些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更多是气候适应的问题。

　　她表示，生物多样性谈判则不一样。生物多样性涉及的国家地区非常多且分散，面临的问题多样，从领域上又分为陆地、海洋等，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国家更多的是发展中国家，因此如何保证发展中国家有一个公平的发展机遇同时保护生物多样性可能成为谈判的焦点，这使得国家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更为复杂。考虑到生物多样性丧失趋势加剧和行动的艰巨性，生物多样性谈判会更艰巨。但气候和生物多样性本质上是同一个危机的两个方面。不可持续的人类活动不仅威胁人自己的生存，还威胁到地球生命的根基。因此，不能割裂地看待这些环境问题。

　　国家气候中心副主任、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中英气候风险评估项目第二专家组组长巢清尘说：“以往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工作总是被分开处理，但实际上，二者关系非常密切。在未来面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工作时，要以‘关联耦合’的观点来看待。未来我们应当注意到，可持续的农业、森林的管理对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发挥了巨大作用，这将有利于环境保护和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COP15的动员效果十分亮眼。”法国驻华大使罗梁告诉记者，“此次大会为第二阶段的谈判奠定了良好基调，各国领导人在会上的发言精神尽管存在细微差别，但大体目标一致，国际社会成员的心态已经发生了转变，我们期待以‘宣言’为信，促进雄心与共识的最终达成与落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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